「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,那什麼做標準呢?拿什麼去辨別他呢?只有一個標準,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、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。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,否則就是不革命的,或者是反革命的。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,他今天是革命的;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,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,那就是不革命的,或者是反革命的了。 」
毛澤東︰《青年運動的方向》(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)
根據毛主席的標準,大概我們都不會是革命青年了。或許year 1的同學有時顯得不識大體,看見人家農村的旱廁、掛晾出來的發黃內褲時,大驚小怪的,叫叫嚷嚷說要整群參觀,漠視村民流露出面有難色的尷尬;也有些行為近乎鄙劣的,有同學把農村的小朋友當作消閒工具,拉著別人叫人家高唱「北京歡迎你」,這不是喜歡跟小孩遊玩的愛心,而是一種高高在上、帶有恥笑成份的愚弄。可是,我站在一旁遊手好閒,冷眼旁觀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權力關係,卻發現我們根本不可能明白他們的生活,縱然我已經盡了我個人最大的努力,丟下一切城市人的獵奇目光。然而,當我們默默無聲,踏著其樂愛迪達甚至是墨鏡高根鞋穿梭圍村小巷、田間阡陌,怕骯髒怕牛糞怕蒼蠅,按動手上相機的快門,123456789......不需要問甚麼、說甚麼,就把別人整個生活面貌都記下來,那一刻,我感到我們之間強烈的差異。
我不是從escobar的encountering development才開始嘗試去思考農村差異問題,縱然escobar會是提供得比較多dimensions的一本工具書;一切似乎又要回到人類幾千年歷史中最偉大的影像作品,維斯康堤崇高的leopard。這個黃花鎮跟沙連拿親王的封地一樣,它有它自己本身的歷史,也曾經是個非常重要、非常發達的地方,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系統,他們不一定需要我們所謂的發展/理解/同情,因為他們並不希罕我們的論述體系,討厭甚麼市政府省政府的貧窮鄉縣劃分。他們可以自成一國,有機地延續下去,而無需理會甚麼農村GPD或農業發展指數;就算他們的生活環境真有甚麼問題,也該不會是他們的錯,而是那些想要粗暴地將村民納入官僚、消費等論述系統之無識之士的責任。對於整個曾經風光一時,是為關稅要塞的黃花鎮,如同沙連拿親王的一句︰「他們不需要所謂的層級行政系統,也不需要所謂的現代化計劃。他們很清楚自己需要甚麼,幾千年來一直如此。」
可是,一切都要改變了,而且那將會是一兩代人之間的事。比我們年紀輕的小妹妹正在思考出城打工to be or not to be的抉擇問題,那些只有幾歲,一群群赤腳走遍山頭的小朋友,送行時祝願我們年年搵大錢。顯而易見的,他們可能都會跟父輩一樣,成為以離開鄉鎮投入城市建設為榮的經濟新一代了。忽然之間,我越來越明白為何宗教系的教授會對這個小鎮的歷史感到興趣,要跟村民合作寫本有關農村小鎮的社會文化史,再不下功夫的話,老的一代去了,恐怕整個黃花鎮的歷史,甚至乎小鎮本身,都會被日漸向外張牙舞爪的地級城市吞逝了。
離別的一刻,小妹妹熱情地跟大家告別︰「要返來探望我呀!」前面擁著那一大堆小朋友,好奇中有一點佻皮,佻皮中又有一點天真,一直熱情地送我們到好遠好遠。那一幕其實很心傷,心裡明明知道該不會有機會再來的了,但從小妹妹跟小朋友的眼睛,熱情以外,就只有盼望。噢!不是的,我忘記了,忘記了出現在場景左下方的老婆婆,唯獨是她,禮貌地揮一揮手,不卑不亢,不熱情,也不冷淡,臉上看到的是人生的歷練和智慧,一直保持在原有位置,看著我們這班一股腦兒的城市人;而她,站在村內年輕一輩之中,彷彿告訴我們,她看透我們,也看透城市人的一切。
沒有留言:
發佈留言